我想做一个尝试

     应该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上海闵行区七室中学采访时，校长仇忠海先生告诉我，他们的一个校友、现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夏中义先生。下学期要到他们学校来兼语文课。这消息令我感奋，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断裂已久的好传统的回归，也似乎预示着另一种希望。于是，我采访了夏中义先生。

　　王丽(以下简称“记”)：去年报上报道过上海一些大学教师到中学去兼课的事，但据我所知，主要是理科教师，没有文科教师。您是怎么会有这个打算的?

　　夏中义(以下简称“夏”)：在七宝中学的校长跟我谈之前，我自己就有这么一个意向。这个意向的原因很多，比如朱光潜、叶圣陶、朱自清……，他们在走向高校，走向中国思想文化前沿之前，都曾经当过中学教师，乃至小学教师，叶圣陶更有意思，一边当小学教师，一边还在写小说。我还知道民国时期有很多名师名家都到中学里去兼课。当时上海有个交通大学，旁边就是南洋模范中小，交大的老师上午在学校讲完课，下午就到中学去讲课。

　　记：这在当时非常普遍。那时候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师之间并没有那么鲜明的界限。

　　夏：对。到了共和国时期，大学教师到中学去兼课好像没有了。这个原因非常复杂，我们先不去讲它。这回我到七宝中学去讲课除了想为我的母校做点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高校是从事文学教学的，我发现了少考取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孩子，从录取的成绩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文学修养和语言功底好的非常少。这就使我感觉到一个问题，即中学语文教学和我们高校对文学语言的研究以及教学人员的培养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距离。应该说，让一个没有多少文学素养和语感很差的人去念中文系那是一件非常累的事情。而这些东西本来应当在中学里就给他们以适度的培养，但现在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这使我产生一个念头，想自己到中学去看一下，看看他们所处的是怎样一个语文教学环境，或者说，看看这种现状是怎样造成的。还有一个纯私人的原因。我在培养自己孩子写作文上有一些心得，这个和我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何以成功应该是相通的。那么我想，如果要把这两者打通，就应当到中学里去尝试一下，看看中学的语文课能不能培养孩子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才华。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就有了这么一个打算。我觉得这也很有挑战性，而且也是一种探索。

　　记：您有具体的计划吗?

　　夏：初步计划是每周一次，每次两节课，讲一个学期。总题叫做“文学与写作”。文学这一块，我打算给他们介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家是中学课文都里提到过的。另外不单是我自己去讲，我还可以利用我的关系，把我认识的上海文学界的一些新时期的主要作家请来给学生们讲课，让孩子们直接面对他们所敬仰崇拜的人，听听真正的作家是怎么谈文学、谈创作的。写作这一块，我还要动点脑筋，想几个好的题目，使我可以了解，现在的中学生是怎么投入写作的，从里边也许会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对症下药，摸索出一条中学生写作教学的路子。

　　记：您有没有考虑过，您的这些做法会跟现有的中学语文教学这一套模式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您会对这所学校的语文教师带来威胁?

　　夏：我考虑过这些。我曾经给上海地区教师培训班讲过课。我总是关照自己要有一条界线，就是说，我给中学教师讲我

所理解的文学是一个方面，同时我又知道所有的中学语文教师都是在现行体制下承担一个使命——应试。而我想做的，只不过想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素养有所滋润而已。对孩子们也一样。我只希望能拓宽一下他们的视野，使他们还能听到另一种声音，另一种阐释，能多一点选择。我并没有想靠我一个人给孩子们讲几堂课，就能改变应试制度，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记：我想，比之学校里的语文课，您的声音肯定更受孩子们欢迎，他们会不会在两种声音的冲突之间感到一种选择的困惑、乃至于分裂的痛苦?

　　夏：如果是这样，那完全是由于觉醒得过早而产生的一种灵魂的痛苦，智慧的痛苦。这是迟早要发生的，而早一点发生，就意味着早一点开窍，从而知道这个世界是多元的，这能够促使孩子精神上的早日成熟。

　　至于教师，也是因人而异，而且，他们也要跟着这么一个趋势走。我想有朝一日，关于语文的高考制度如果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的话，接着就是大批教师的知识结构要跟着更新。实际上有很多从事中学语文教育的人都受过专业的语文训练，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现行这一套语文教育模式，他们只是不得不入乡随俗。当然也有在这个路子上走惯了的，这样的人可能在心理上会产生抵触情绪。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考试制度。这个制度改变了，人的思想心理也会跟着改变，天变地亦变，这是很自然的。

　　记：我想，不管是从接续已经断裂的历史传统的意义上，还是从对现行语文教育有所滋润的角度，您的尝试无疑有它独特的价值。

　　夏：我只不过做我所能做的。不过，像这样的事情做得多了，它的意义就会慢慢的生发出来，显现出来。

　　记：我从仇忠海校长那儿，还听到关于你们华东师大文科基地今年招生的语文卷子的情况，我印象里你们学校出题的思路跟高考语文卷了截然不同，非常别出心裁，您能介绍一下吗?

　　夏：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有一个文科人才培养基地，每年向上海地区和江浙一带提前招生，语文出卷的任务就由我们中文系承担。我连续三年参加阅卷和招生。我们中文系主任巢宗祺先生连续三年负责出卷。他对怎样设计试卷，以便最大限度地测出考生的文学素养和才华，很有一套他自己的思路。在我看来，他的卷子一年比一年出得好。今年出得特别好。比例举个例子，试卷中有一段英文诗，比较通俗，有些单词还加了注，要求考生转诗成汉语译。这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测试，一方面是英文能力的测验；第二是测试你对英语这种语言的一种原始的质感和感悟力；第三是看你怎么把一种诗性英语转化成诗性汉语。后来发现考生们翻译出来的汉诗五花八门，有的把它转译成中国的古风，五言七言的都有，非常有意思。当然这里边有许多误读。但也是一种创造性误读，是一种对文体的探索。

“谈”比“论”更能把握这个文体的特征。又因为是历代的思想家在谈幸福，因此叫《古今中外谈幸福》的就给8分。而叫《幸福启示录》的就能够得9—10分。像这样的题确实能够综合性地考察一个考生的思维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而且是以极其凝练的文字来表达。面对这样的卷子，你没法复习，也无须复习，靠的就是平日的底功和悟性。并且，如果一个考生答得特别精彩，超过我们的意料的话，还可以加分。在改作文的时候，我跟系主任有一个默契；我们并不讲究篇章结构如何，立意如何，而是讲究他在行文过程中有没有显示出创意和才华，我觉得这两点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再加上立意也比较好，我们就给高分，使它与那些平庸之作区别开来。

　　记：我觉得你们这种出题思路和评分方法彻底打破了原来高考语文的那套所谓标准化客观化的考试模式，给考生在答卷上创造了很大空间，也符合语文这门课的丰富性、灵活性的特点。

　　夏：不过，也有令人遗憾之处。上头有一个规定，参加我们这个文科基地班招生考试的学生，即使他的分数够上我们的录取线，但如果他高中会考的成绩达不到AAB，而只有ABC，或者是AAC，他就失去了进我们学校的资格。今年达到我们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有15个人，其中有5个就属于这种情况。这5个学生都是相当有才华的。最后我们只能忍痛割爱，所以我觉得会考是一个问题。

　　记：这是谁规定的?

　　夏：上海市教委。他们卡得很死。民国期间钱钟书数书得十几分，吴晗考清华数学得0分，照样作为高材生来录取。现在中国参加高考的考生大概谁也没这个豁免权。

　　记：这种貌似公平的考试，实际上不知断送了多少人才。

　　夏：我们除了笔试之外，还有面试，就是一个个“过堂”。我们并不事先设计话题，就是和他谈天说地，比如问他读了什么书，有哪些爱好等等。我们的谈话就是要开发他内在的文学素养。甚至他自己都不自觉的文学素养。他偶而讲到小猫，我们就让他谈谈小猫。在他言说小猫的时候。他的一些诗性感受也就会出来了。假如他是知青子女，在上海寄人篱下，我们就让他谈谈这种感受。在我看来，学文学的，第一就是人生体验；第二才是文学体验，因为孩子们之所以喜欢文学，是把它作为人生体验的一种补偿来读的。

　　记：通过这样一种考试选拔出来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是不是的确比较优秀?

　　夏：绝对要比通过普通高考进来的学生要优秀得多。不过我们第一届招进来的学生现在才三年级，将来是否真正能成为一个文学教育和研究的高层次人才现在还很难说，但拿我自己来说，对这些学生的感情有一种像自己的孩子那样的感情，很希望能把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机会留给他们，或者为他们创造条件；而我对普通高考选拔上来的学生就没有这种感情。这也许就是惺惺惜惺惺的感情；在这种感情的深处，也许蕴含着一种对文学教学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的一种期望。

一个疑问。

　　夏：这当然不仅是文学素养的问题，而是一个学人的品格的塑造问题，已经远远地超过中学语文教学模式和高校文学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利用中文系所拥有的这么一个国家文科培养基地的条件，把那些真心爱好文学的，对文学已有初步积累的人吸收进来，让他在这儿扎下根，开出一朵小花，至于是否能够结出硕果，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记：我们还是回到中学语文教育的话题上来。您对中学语文教育现状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夏：用一句话来说，把这么一个最富于诗性的、情感的、想象的学科变得工具化、机械化，这对孩子们灵魂的塑造带来负面影响不言而喻。不过，这不仅仅是应试教育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政府教育投入太小，高校办得太少。假如有更多的钱用到教育上，有更多的大学办起来，实行宽进严出，那么应试制度自然就不会那么严酷，天变道亦变，风气自然也随着变。我们的教育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着误区.